所有的控局者，必有以下三张底牌：
- 深谙分利之道；
- 必懂惩戒之术；
- 了然规训之法。
都说布局的是高人，入局的是棋子，出局的是弃子，破局的是王者。
那么，控局的是什么人？
从管理学的角度讲，布局的是宏观调控，入局和出局不过是筛选人才，而破局的可能是叛徒，也可能是新晋的布局者。这四种人，说到底都是技术层面的，流动性大，取代性也大。
而控局者，更像是一种拥有降维打击视角的存在，前面四种人都不过是他棋盘里的棋子。
因此，控局者是凌驾于“布局”之外的。
“局”，不过是世间无数具象里的一相，是世无定法，是梦幻泡影。而惟有突破这一层的人，才能真正进入控局之境。
1、控局者，深谙分利之道
注意了，是分利，而不是给利。
所谓分利，是讨价还价、利害权衡之后形成的利益格局。也就是说，这种格局的形成，是经历过实力与心智的全面博弈的，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公认度。
而给利，是单向性的，是其中一方自我满足，或者出于高度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格基础做出的一种不明智的做法。
之所以说给利是不明智的，其一，不符合人性，白来的东西都不会珍稀，甚至引起嫉恨；其二，给多了，人家怀疑你在炫耀，给少了，觉得你瞧不起谁呢；其三，如不是私人关系范畴的，那么这种做法，实际上是为养虎为患，逐渐丧失威信。
因此，懂得分利之道，便一定懂得人性晦涩，这个“利”是怎么给的，就决定了这些获利者对你的态度。
稍稍了解历史就会发现，整个人类历史的推进，实际上也不过是围绕着“分利”这个核心展开的。取得最高权力的皇帝，往往就是懂得“分利”，才能坐稳龙椅。
就封建时代而言，因各种历史原因，实际上演变为皇权与臣权之间的“分利”博弈。只是，大多数时候，这种“分利”却都演变成了对生产集团的集体剥夺。
2、控局者，必懂惩戒之术
所谓惩戒之术，不过是以唤起人性恐惧和敬畏的方式，以约束局中人坐在该坐的位置上，做该做的事。
因此，惩戒之术，是基于有效的分利格局，夯实各方的权限范畴。一旦超出这个范畴，那么就会有相应的惩戒方式。
如果把控局看成是一种统治术，或者说是一种管理术，那么这种惩戒系统，其实就是法律、规章、规则的范畴。也就是说，要成为一个有一定级别的控局者，就必须有真正能唤起人性恐惧和敬畏的惩戒系统的智慧。
或者，有人会说，从二十四史来看，惩戒和贪腐其实关系不大。就像明朝一代，从朱元璋始，可谓是把惩戒达到了恐怖的程度，但是，明代却是封建时代贪腐无出其右的。
实际上，对于封建时代的贪腐，其根源仍在制度，是制度性缺陷。也就是说，“分利”模式不对了，那么，在此之上的一切就都不对了。或者也可以说，这是制度性失灵的一种典型表现。
因此，我们说有效的惩戒体系，一定是基于有效的分利模式之上的。而真正的控局者，一定是深知其中利害的，也深知一种分利模式的形成，一定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形成新的需求，新的格局。
那些死守在既有格局之中，以为天下大吉的，往往就最先出局，甚至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局的。
因此，任何局，在时间面前，啥都不是。
3、控局者，定了然规训之法。
规训，永远与惩罚紧密相随。只是，惩罚更倾向于具象化，而规训却往往是艺术化的。
所谓规，乃规劝、规矩，是要让人清楚自己的位置。而训，乃训练、训斥，是以教导的方式，让人明白这才是对的，那个是不对的。
因此，规训，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和思想的养成手段。于是，慢慢就形成了一些通行的准则、标准，一些共识，一些道德评判的依据，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。
不同时代的人，实际上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。
从历史来看，儒家思想绵延两千余年，经历各种变异，最后终于在明清两代成为了最强悍的规训方法。
而封建时代的女性境遇，也一样是在不断的各种规训系统中，一步步走进附属的、被凝视的、被各种羞耻理论包裹的语境之中。当然，这种语境，在现代也仍然有存在。
因此，规训之法，之所以是“法”，要得法，就必须建立在能够提升效率，促进生产力的角度，要从“分蛋糕”的狭隘中走出来，走向“做蛋糕”的价值视角。
儒家思想到后面的面目全非，实际上是被一群狭隘之徒别有用心了。规训之法，若心法不正，则必遭反噬。
因此，真正的控局者，始终在寻找能打开人性光明之门的钥匙，只有心存光明，分利博弈，才不致那么腥风血雨，而惩戒之术，便也无用武之地了。
或者，控局者，应是一脚在红尘，一脚在净土之人。
只有见过红尘纷扰，才能懂得入世之艰。深入世，方可出世。
因此，也只有修炼了出世之心，才能真正置身局外，一眼洞穿棋盘里的他们，到底在忙忙碌碌地争些什么，抢些什么。
只是，到最后，人间也不过无输赢罢了。从这个角度讲，控局者，或许是有些许悲凉的。